我这辈子认识的人里头，有好些个有意思的。但要说最有意思的，还得是章士钊章先生。
章士钊是湖南人。
湖南这地方，王夫之先生曾讲过一句话，叫“能兴者谓之豪杰”。
湖南人信了这句话，一个个都觉得自己是豪杰。章士钊也不例外。
章士钊
他从小脑子就好使，十里八乡都知道章家出了个神童。按正常逻辑，他应该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然后外放做个知县什么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但章士钊不。
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到了南京，进了江南陆师学堂。那个时候，大清国已经摇摇欲坠。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总要议论议论国家大事。
议论来议论去，就议论出事情来了。
当时，有一派人发表了一篇文章，历数不能革命的种种理由。他们认为：民智未开，民德未进，民力未厚，说白了，老百姓还没准备好，所以不能革命。
这篇文章一出，几个年轻人坐不住了。
章士钊联合章太炎、邹容、蔡元培等人合写了一篇回击文章，叫《驳革命驳议》：
“正因为民智未开，所以才不能不革命来开民智；正惟民德未进，故不可不革命以进之；正惟民力未厚，故不可不革命以厚之。”
结果呢？他就被学校开除了。
不过他不在乎。
毕竟被开除的人，往往比没被开除的人走得更远。
然后，他又拉着几个人组织了爱国学社。后来又开始给《苏报》写稿子。
《苏报》是当时上海最激进的报纸，主编叫陈范。章士钊在上面写文章，指名道姓地骂清政府。清政府气坏了，派人查封了《苏报》，抓了好几个人。
章士钊却逃过一劫。
为什么逃过一劫呢？
因为抓他的人里头，有一个叫俞明震的。
俞明震是鲁迅的老师，带着学生出国，思想上绝对是站在时代前沿的。他深知大清已病入膏肓，但他又深受传统“君臣之义”的束缚。
他在“我认为”和“我必须”之间反复摇摆。
最后他想通了：两个都做，两个都不做。既对得起工资，也对得起良心。
这个事也说明了，在任何时代，总有一些人干活是不那么认真的。
从此之后，章士钊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去了日本，后来又去了英国。在日本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叫吴弱男的女人。
吴弱男这个女人，很值得说一说。
父亲叫吴保初，是“清末四公子”之一。不过他爹思想却很开明。
很早就送她去国外留学，后来跟着孙中山先生参加了同盟会。
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告幼年诸姊妹》，劝少女挣脱礼教束缚，求学自立，不要把一生寄托婚嫁。
这样一个女人，嫁给谁，谁都会觉得有些压力。
但她偏偏嫁给了章士钊。
章士钊当时在日本留学生里已经小有名气，思想偏激进但又拒绝加入任何组织。
同盟会几次想拉他入伙，都没成功。
恰好吴弱男对此人熟悉。
于是自告奋勇，准备去拉拢他。
而章士钊这个人，岂会不知她的用意。
所以他当时表现得很进步，进步到什么程度呢？每次同盟会找他谈话，他都积极响应，言辞恳切。
不过，每次一到关键时候，他不是头疼，就是脑热，要么就是突然想起老家还有封信没回。
结果最后，人没拉进来，倒把自己赔了进去。
1909年，两人便在英国结了婚。
那一年，他们是所有人眼里的金童玉女。
不过，人是会变的。或者说，人总会慢慢露出自己本来的样子。
章士钊这个人，有思想，有才华，但他骨子里又是个旧式文人。旧式文人有一个传统，叫“红袖添香”。意思就是身边不能只有一个女人。
后来章士钊准备纳妾。
吴弱男只是放下一句话：要么有我，要么有她。她信仰的是一夫一妻，她不能容忍另一个女人跟她分享丈夫。
不过最后，他还是纳了。
章士钊与吴弱男夫人及三个儿子
吴弱男没有多说，收拾了行李，带着三个儿子，去了欧洲。
这一走，就是大半辈子。
后来有人问她恨不恨章士钊。
她说：“他是一个好人，只是和我不是一路人。”
这大概就是婚姻里最遗憾的事情了，遇见一个好人，却过不到一块。
的确，他不是坏人，但他也不是那种能为了别人改变自己的人。
从那之后，章士钊的日子过得愈发随性。
他办报，写文章，当律师，偶尔也当当官。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当律师。
当律师有什么好呢？
挣钱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当律师可以过过嘴瘾。
时间来到了1933年。
陈独秀被捕。
定的罪名是“危害民国”。那个年头，这四个字基本难逃一死。
没人敢替他说话。
后来章士钊闻声而去。
他跟陈独秀谈不上有什么交情，顶多算认识。有人劝他，何必去蹚这浑水。
他说：“我有什么好怕的，我又不靠他们吃饭。”
这个“他们”，说得很有意思，值得细品。
法庭上，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男人，口若悬河地讲了两个多小时。
“所谓危害民国，证据何在？”
“言论自由，载在约法，何罪之有？”
最终的结果是，陈独秀没死，改判了八年有期徒刑。
他的那场官司，后来也被人整理出来，成了法律学生的入门必读。
走出法庭的时候，有记者追着他问：“章先生，您为什么要替陈独秀辩护？”
他说了句：“我不替他辩护，将来谁替我辩护。”
他相信规则。他更相信，今天你替别人守住这个规则，将来这个规则也会守住你。
不过，有意思的是，他并不认同陈独秀那套主张。但在他看来，你主张什么跟你有没有权利主张，是两码事。
这个想法，说不上对错。
但在那个时候，敢这么想的人不多。敢这么做的人，更少。
除了陈独秀，他还救过李大钊。
1927年李大钊被捕，他四处奔走，最后人还是没救成，被判了绞刑。
很多年后有人提起这事，他只说了三个字：“没救成。”
不想多说什么，也不必多说什么。
有些事，做了就做了，成不成，看天命。
不过，这辈子，只要他不犯什么大错，人们就会永远记得他是个“好人”，是个“义士”。
但是，章士钊偏偏就“犯了大错”。
1944年，章士钊六十出头。这一年，他娶了一个女人。
按说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可这个女人，才二十多。
“六十出头”，“二十多岁”，注定会掀起一阵波澜。
消息传出来，报纸上的标题用了四个大字：“晚节不保”。而那些以前吹捧他的人，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用的词更是文雅，什么梨花、海棠啊……
人就是这样，你夸过一个人，结果他干了件“不体面”的事，你就会觉得自己眼光不行。为了证明自己眼光还行，就得赶紧骂他。骂得越狠，越能撇清关系。
仿佛他之前的半生功业，都随着那顶花轿，抬进了洞房，然后关上门，什么都没了。
不过，他并不在乎。
一个人被骂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在乎起名声来，那才叫奇怪……
那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呢？
外头都传，她是杜月笙的干女儿。
杜月笙是谁，不用多说。
殷德贞是唱京剧的，不仅戏唱得好，人也长得漂亮，还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程派在京剧界是什么地位，懂点戏的人都清楚，再加上还有杜月笙这层关系在。
那她为什么要去嫁给一个大她三十多岁的男人呢？
在当时，有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是杜月笙有意撮合她和章士钊，这里面既有对章士钊的敬重，也可能有“笼络名士”的考虑。
不过，我更觉得是她的自愿选择。
殷德贞嫁给章士钊是1944年前后，那是抗战后期。上海沦陷，京剧界的日子也不好过。
她的师父程砚秋，拒绝为日本人唱戏，此时已经在北京息影，处境艰难，自然也就顾不上弟子了。
当她在京剧行业失去依靠的时候，只能依靠杜月笙。而杜月笙，是江湖人，他对朋友仗义，那是出了名的。
可仗义归仗义，那是男人之间的事。他门下的女人，又是另一回事。
换句话说，在杜公馆，你是一朵花。不过花无百日红。这道理，殷德贞不可能不懂。
思来想去，还不如更早地谋取出路，图个安稳与庇护。
而章士钊对她来说，显然，更值得托付。
据一些回忆录记载，章士钊晚年曾对人说过一句关于殷德贞的话，大意是：“她嫁我时，我一无钱，二无权，她图我什么？大概就是图我这个老头子人还不错吧。”
这才是老狐狸，我知道你要什么，你也知道我要什么，但什么都不说。
她这么一嫁，便是整整三十二年。
对于他日后那些添香红袖的传闻，殷德贞从未吵闹过一句。
毕竟，嫁给他之前，她就清楚章士钊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这辈子，什么时候又规矩过。
时间来到了1973年。
当时大陆与台湾虽隔绝多年，但双方都有尝试接触的意向。
年逾九旬的章士钊主动请缨赴港，为两岸的和平统一探探路，此举也得到中央的支持。
的确，没人比他更合适。
章士钊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又曾在北洋政府出任司法总长，又是孙中山先生的旧识，在两岸均有一些人脉。
不久之后，章士钊便抵达香港。
此时他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但他还是来了。
他带了一封，写给台湾故旧的私人信函。
大意是：老朋友们，过去的事都过去了，我们这一代人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趁还活着，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完整的中国。
不久之后，他便病倒在了香港。
而他嘴里则断断续续地喃喃自语。
有些话听得清，有些听不清。
听清的那几句，是湖南乡音极重的：“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他在劝别人归来，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归去的路上。
七月初一，章士钊在香港病逝。
章士钊
他这一生，做过义士，也当过“罪人”，是新文化的拥护者，也是旧社会的守旧者，辜负过深爱他的女人，也成全过素昧平生的同仁。
这大概，就是章士钊终其一生所追求的，“调和”二字。而他最后一次想调和的，是两岸之间那一湾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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